今年7月，郭力发表公开信，要求追究“三聚氰胺”事件责任人的责任。
郭立上一次被公众关注，还是十年前的“三聚氰胺事件”。这次中国乳制品污染事件，开启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他从一名在各大高端酒店、外企会议任职的业内知名同声传译员，变成了一名“肾结石奶爸”、“敲诈犯”，至今仍未恢复正常生活。
近一年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父亲：造假厂家应该知道代价，他为公开追责付出了很大努力，据UC+封面新闻独家专栏囧囧视频报道：他的最终诉求是，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接受赔偿，让陷害他、将他送进监狱的人受到法律制裁。
“这对造假者也是一种震慑，那些制造假酒、假药、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成本有多高，不是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。”
二次损害
2018年7月31日，郭立到访香港（蒙牛）雅士利公司并提交了《致雅士利（国际）乳业的公开信》。
除了要求相关涉案人员受到法律制裁外，他还要求雅士利集团赔偿4000万美元。这个金额是整个事件造成的两次伤害的总和。郭立认为，自己因为三聚氰胺问题在维权，却因为维权遭受了第二次伤害。
2008年“三聚氰胺”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父亲：造假厂家应该知道代价，3000万婴幼儿受害，其中确诊为三聚氰胺中毒者30万，当时对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是：死亡赔偿20万元，重症赔偿3万元，普通症状赔偿2000元。
郭力得到了40万元的赔偿，是正常赔偿额的200倍。他一时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“名人”。北京电视台在《人造奶粉如何让闪亮奶粉低头》节目中播出了对郭力的采访。
不久之后，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立，希望再次商谈赔偿事宜，见面之后，对方两名代表态度诚恳，提出再次赔偿。
整个事情流程合理合法，所以郭莉也没有多想。
随后，他在审讯室坐着得知，谈判的第二天三聚氰胺奶粉事件，雅士利就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，称郭利“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相威胁，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”，对雅士利集团进行敲诈勒索。
报案后，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立沟通，指导其撰写书面赔偿申请，“越感人、越深刻，获得的赔偿金额就越高。”最终双方就300万的赔偿金额达成一致，并签订了赔偿协议。
事后，郭莉无数次分析雅士利这么做的原因，赔偿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或许是被媒体报道威胁到了，又或许是他们的“胜利”挑战了大公司的自尊。
一段公开录音显示，一名男子对正准备与郭力谈判的人说：“我们必须抓住他并杀了他。”
2009年7月，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当面到杭州支付赔偿款，提前守候的潮安县警方和杭州警方将郭利抓获。次年，潮安县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郭利有期徒刑五年。
有竞争力的玩家
2014年7月，郭力五年刑满出狱，出狱三年来，为了收集证据，他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广东之间。
2016年8月8日，广东省高院再审该案，郭利未聘请律师，全程为自己辩护，将案件所有证据和法律条文全部背下来。次年4月，广东省高院再审，宣告郭利无罪。
走出法庭后，不少媒体问他同一个问题：听到再审消息是什么心情。郭立回答：“没什么要感谢的人，也不激动，很平静。”
奶粉事件发生后，郭立感觉自己像在隧道里孤身一人行走。当初与他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，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也转行了，朋友也只剩下寥寥无几。父母虽然对他忧心忡忡，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上却一再犹豫。
更别说，郭立在收集证据的时候，找到了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一份声明，上面明确写着：其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任何症状；反对郭立的做法，坚决不参与此事。
郭立曾为此感到愤怒，本该为女儿争取利益的前妻，却对女儿所受的伤害视而不见。但他也试图为前妻的行为“合理化”，“她被对方威胁，不懂法律，知识有限，性格不稳定，容易冲动。”
“我不一样，我是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球员。”在郭立看来，这是他和前妻巨大的差别。
其实，郭立和大多数人不一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法院的无罪判决应该是这次奶粉维权事件的终结篇。但对郭立来说，“如果这是一个项目，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。”
成本
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身体上的伤害。刚出狱时，走在路上总会摔倒，郭立就买了一根登山杖。后来，他去医院检查，被查出有五六种慢性病，身体的一些机能也开始衰退。现在他每周要去医院两次复诊、吃药。“我以为自己身体还好，其实已经千疮百孔了。”
他付出的代价中，最沉重的就是为了女儿，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父女，但那件事之后，他们就成了陌生人。
半年前偶然相遇，当时父女俩已有一年半没见面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女儿在和寄养人（孩子奶奶）说话的时候跑掉了。郭莉没有去追，“怕吓到她”。
在游戏中，他和前妻的家人站在对立面。“她可能觉得需要在我和她长大的家之间做出选择。”郭立试图理解女儿。
他还希望女儿有一天能明白三聚氰胺奶粉事件，尽管在她成长的岁月里他缺席了，但他也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着她。“我只能在陪伴她和捍卫她的权利之间做出选择。只要她知道我做到了这一点，知道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或害怕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最近，郭立听说女儿的理想变了。他和养父母见面时，谈到女儿将来想做什么。郭立记得女儿曾说过想当一名老师。“养父母说，她现在的理想是当一名好律师。”
郭立想，女儿后来可能在网上看到了关于他的报道。“她应该知道她父亲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想成为一名律师，为像她父亲这样的人辩护。”
据经纪人透露，郭立的女儿性格和他很像，喜欢为弱者站出来，甚至会当众批评一些错误的做法。有一次，老师冤枉了同学，没有一个同学敢说老师错了，她就主动站出来要求老师给同学道歉。
“我的孩子就应该这样。”郭立说。他不要求女儿性格接近自己，但他认为这意味着女儿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是随波逐流的人。他设想，如果自己有机会教育孩子，他可以充当女儿人生的“顾问”，但不会干涉女儿的任何决定。
郭立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真正有正义感的人，至于她最终能不能认识自己，那是次要的。
